网上流传李光耀的一句话:“新加坡成功的关键,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,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。”
这句话难于查证出处及真实性,但有人认为,新加坡的成功与儒家文化关系极大,也有不少文章对此加以论证,比如《新青年·权衡》曾刊文说,“新加坡: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威权主义国家”,也有论者认为李光耀与儒家文化渊源颇深,如《海峡通讯》曾载“李光耀与儒家思想”一文,认为李光耀以儒学核心价值观为治国理念,在天然资源十分缺乏的情况下,推进新加坡经济腾飞,创造了现代化建设的奇迹,使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一跃成为“亚洲四小龙”之一。
新加坡的治理和发展成绩有目共赌。1965年新加坡建国时,人口少、资源匮乏、种族冲突、经济落后、失业率高、国内市场没有发育、国防脆弱,新加坡面临巨大内外危机。可新加坡用了不到40年时间,进入发达国家之列。据统计,2014年,新加坡人均国民收入超过5.2万美元,在世界人均国民总收入排行榜上名列第四,创造了人类发展奇迹。
很多国家对新加坡的成就感兴趣,想总结其成功经验,学习其成功做法,中国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积极,不但研究新加坡的成功之道,还不断派公务员到新加坡接受了为时不短的培训,大有将新加坡模式移栽过来的味道。而一些学者则拼命论证新加坡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威权主义国家,儒家文化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。
倘若是儒家文化造就了新加坡的辉煌,我们还需要向新加坡学习什么呢?我们就是儒家文化的大本营、发源地,老根子在我们这里,我们只需要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,就可以造就自己的成功了,何须以他山之石攻玉?逻辑上不是十分荒谬么?
李光耀为了讨好新加坡华人,确实讲过:“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,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,使我深深地相信,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,都受过儒家价值的熏陶,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。”他也说过,“任何国家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传统,都不可能照搬套用,总是根据本国国情,为我所用。我们倡导儒家思想,也要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,才能引发真正的效益。”
这些都让外界误以为新加坡就是以儒家文化、儒家价值观治国的,其实,在实际的政治、政策之中,并不据此而为。在国家治理上,新加坡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模式,用学者的表述来说,新加坡模式就是精英治国机制主导下推行威权法治主义、发展主义、贸易开放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的结合。这种结合,最终让新加坡形成了廉洁政府架构、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、高积累的财政模式和稳定社会保障体系。
通过这种模式,新加坡打造了廉洁高效的政府,并由政府主导社会和经济事务,强调秩序先于民主,让一个弹丸之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。然而,威权法治主义、发展主义、贸易开放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,并不是儒家所独有,甚至有的还是儒家所缺,自然不好意思说儒家是新加坡成功之根本。
相反,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,新加坡曾禁止它的学校教授华语,结束了百年老号的传统华文教育体系,还关闭了民办南洋大学。华裔学子的母语是英语,华文只是第二语文,学校教学媒介是英语,华文沦为语文课程,华人圈里也以讲英语为上层人物的标志,儒家文化在新加坡可谓皮之不存,毛之焉附?
另外,新加坡华人尤其掌握政经大权的精英阶级都是受西方教育,更以基督教徒为主,西方文化、西方价值观才是新加坡最内核的东西。现在的新加坡华人已是第三、第四代,他们知道自己的祖籍,但从未回过大陆,与儒家文化早已断裂,是实实在在的“香蕉人”。因此,“它的国民是黄种人,但是,它的思维,却是英联邦的。它号称有华人血统,实际上,并无多少相干。他们实际上是黄皮肤的英国人后裔。”
并不是说只要是华人,就一定奉行儒家文化,成功了,就说儒家文化功莫大焉。人是制度的产物,同样的族群,在不同的制度下,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。比如朝鲜和韩国,同文同种,同一种服饰、文化、语言、生活习俗,但发展结果截然不同,我们能够说,韩国的成功关键在于奉行朝鲜文化么?韩国的成功主要因为两条:一,政治体制上,坚定不移地走民主宪政之路;二,经济体制上,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之路。这两条也可以套用到新加坡身上。
新加坡的成功,与儒家文化没有半毛钱关系,将新加坡的成功牵强附会为儒家文化之功,是大陆人的意淫罢了。就算新加坡借鉴了儒家文化,也正如李光耀所言,不是照搬套用,而是根据本国国情,为我所用。回到文首,倘若那句话确为李光耀所言,我以为非常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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